牛津「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系列水準參差，不過看到去年這本《Japanese Literature》作者的名字馬上就買了。Alan Tansman 正是《The Aesthetics of Japanese Fascism》的作者與《The Culture of of Japanese Fascism》的編者。沒有失望，「本歌取」和媒介意識在第一章說得很透。這是貫穿日本文化的方法論，不止文學。
粗體爲本人所加。
這就是爲什麼日本的唱片文化興盛。 這就是爲什麼松本隆可以沒去過 Canary Islands 就寫關於它的歌——不只是可以，更是應該。最初幾個世紀，日本文學的核心參照是中國，之後變成了歐洲與美國。但與其說這意味着對當下切身經驗的無視，不如說日本文學更相信從別處的舊文學語言裏汲取養料，認爲這樣做更能激發有真實感的情緒，營造超乎文字本身的餘韻——至少對受過同等教育的讀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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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學誕生自龐大而古老的中國文學創作，這一重大歷史偶然似乎讓日本作者把文學視爲關於另一種文學——甚至文學本身——的東西，而非關於世界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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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學書寫從一開始就是有意識地對應於另一種文學而誕生，因此它從骨子裡呈現出一種感性：任何切身的、攝人心魄的外部世界都是由語詞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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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學熱愛文字遊戲。部分原因是日語的語音系統十分簡素，諸如同音異義的情況很多。和歌手法充分利用這些天然的文字遊戲可能性——語音、語義、語法上的——增強了語言的力量。這些特點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互文傾向被不斷強化，通過指涉著名地點、事件、以及——最重要的——其它詩歌，創造出無言之義的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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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詩歌源自宮廷內部的一種小規模開源文化：對現成作品的重構與言說……這種詩歌是爲宮廷裏具有高度鑑賞力的作者與讀者群而寫的。對這個群體而言，寫作是巧妙引用與傳神回應的結合……由於偏愛短篇，和歌沒有什麼內容，因此而生發出「言它」的傳統。嫺熟地暗示其它詩歌裏的修辭非但並不犯規，而且可以說是一種必需。這種意會需要作者和讀者深度閱讀古往今來的詩歌。藤原定家在十三世紀初頭說：「和歌不存在老師。舊詩就是我們的師傅。只要從舊風格裏找靈感，從舊詩人那裏學詞彙，怎麼可能寫不出好詩呢？」換言之，在這種文學傳統裏，過去並不是通過傳遞意義而成為現在，而是通過傳遞形式。大量深度閱讀是詩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