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日本播出的《幪面超人》在1974年就傳入香港……對曾經歷第一代在香港電視機前看此劇的觀眾而言，就算不是粉絲，也該不會忘記一度引起轟動的停播事件。那是因為有小孩模仿英雄劇集打鬥，以為自己也是超人，飛了落街，一死一傷。事件鬧得很大。現在翻查，那是1975年7月。
《幪面超人》在跳樓事件之前早被引進麗的電視配音播放，1號超人不叫本鄉猛，而叫洪大龍，2號叫洪飛虎，3號叫洪天馬，這種本地化譯名，可能反而是由其時已連載的熱爆漫畫《小流氓》影响，主角叫王小虎王小龍。到1975年那應該已經是這系列播到3號超人的階段。有超人迷記得，那可能因有一集講洪天馬和野豬怪在天台對打，打到飛落樓。
《幪面超人》即《仮面ライダー》。這種本地化操作可能未必有文化上的自覺，但事實上構成了一種頗爲前現代、前知識產權式的健康文化態度。據說當年 Robert Fripp 對於日本人私自把「Larks' Tongues in Aspic Part II」譯作「太陽與戰慄」感到不滿（按今天的日文說法就是超譯），這種把闡釋權利徹底控制在作者手中的思維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產物。蕭邦不會介意妳隨便改他的曲子，巴赫恐怕更是鼓勵妳這麼做。超譯在十九世紀末也是各國常態，林紓是中國人熟悉的例子，日本也有對應的人物。而尾崎紅葉《金色夜叉》最早的英譯本更是毫無歉意地聲明這與其說是翻譯不如說是改寫。如果是甲國人在思考乙國的學問，那就是甲國的學問。在這個問題上的政治正確就是文化錯誤。
William C. Hedberg 有本研究《Shuǐhǔ Zhuàn》在日本的閱讀流變史的書可供參考：《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Chinese Fiction: The Water Margin and The Making of a National Canon》。